新顺1730 - 第二五二章 鸩酒、解药（上）

    知道“科技的工业品”好，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并不是懂工业化。
    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
    神说，光是好的，于是要有光。
    这种逻辑，并不是现实的逻辑。
    甚至于，其反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是好的”和“得到这个好的”之间的过程，避而不谈。或者，浓缩成一个神迹，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
    经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
    皇帝对刘玉所谓的“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的理解，还停留在“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这件事上。
    或者说，最多理解到“就算三代复治、五帝重生、文武降临，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的程度。
    但皇帝并不理解，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
    不过，终究，大顺的社会状态，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
    在谈到小农问题后，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而是转而道：“但不管怎么说，货币改革之事，已是势在必行了。”
    “小农之困，原因颇多。或贪官污吏、或胥吏狂欢、或劳役加派、或商人压榨……种种，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货币事，也是其中之一。”
    “多有地方官员诉言，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
    “只是，货币若改……松苏等地的白银，外联欧罗巴、印度、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若这些金银，流入内地，飙升地价、吞并耕地、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
    皇帝摇了摇头，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
    以商控蒙，是当初北征罗刹、定准噶尔事后，刘玉给皇帝的献策。这些年过去，这么说吧，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那都两说。
    而若行于民间，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哪怕不买地，只是放贷，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
    小农经济是脆弱的。
    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更加脆弱。
    王荆公的青苗法，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哪怕到了后世，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而朝廷放贷，放给极为脆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更是白扯。而有能力不破产的……就这年月、就这破封建社会，都有能力不破产的，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
    英、法、荷等各国，都有一大堆的“债务监狱”，一大堆的“债务奴隶”。
    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靠“债务奴”的劳动，来抵偿？这种事办了，那就是天下沸反。
    所以，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根本禁不绝。
    即便不谈别的，只按照纯粹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利息自然要高。风险越大，利息越高，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
    在“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的情形下，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现对于内地的士绅，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简直是新时代的“有形圣人”。
    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意识。
    但实际上。
    别说大顺。
    就是满清时候，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都惊叹，扬州的秀才，得去巴结商人。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也得说“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可是您不在，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这样的卑微语气。
    士农工商……说说罢了，穷的叮当响的佃农，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说说罢了。
    皇帝担心的，一旦搞了货币改革，先发地区的优势，尤其是货币优势，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
    但是，皇帝说的必须要改，也是有道理的。
    在先行的体系下，铜银兑换的问题，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
    甚至于，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铜银兑换问题，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洋布”销售额的巨大波动。
    小农，是拿不出白银的。
    收的铜钱，兑换成白银交税，这里面，商人吃一波兑换差、官员吃一波火耗、地方吃一波加派，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
    这件事，在北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而不能用纸币；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
    固然说，大顺的铜钱，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但既然交税、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除却赋值货币外，还有个“铜”这个自身属性罢了。
    当然，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接近的是“火耗归公”。
    因为，“火耗”，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
    而“火耗”问题，解决思路有两个。
    一：加税，不让地方自行摊派，由中央增税，把摊派合法化，但规定具体的数额。
    二：解决“火耗”问题本身，如果没有火耗，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当然，只是技术上的解决，这挡不住地方摊派、增税，但至少不会出现“火耗”这个名目了。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从本质上讲，区别不大；但从技术名目上讲，确实没有火耗了。
    而大顺，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
    因为，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不考虑人性、吏治这些问题，也必须要大动干戈，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
    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地方用钱走国库，这件事，就是扯犊子，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因为，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
    故而，大顺这边，在“火耗”问题上，能、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
    要么，不合法的火耗，合法化。
    要么，解决火耗本身，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
    也就是说，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而进行货币的统一。可以发行铜子，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是定额辅币，而不是外币兑换。
    辅币换大额货币，没听说有黑市。
    而外币兑换，必然有黑市价，朝廷规定千钱换一，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
    简单的废两改元，那只是收铸币税。
    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就是铜币辅币化，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这是在铸币税之外，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
    这就好比，大顺征税，收外币；而百姓日常，用本币。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最起码，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
    就算不考虑收税，就说去收茶叶、收鹅毛、收猪鬃、收花生、收黄豆、收棉花、收菜籽……一般来说，小农拿到手的，也是铜币。这里面的差额之大，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
    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
    不管是不是真的，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火耗”的改革，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
    但同样的，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会涌入内地，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
    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
    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
    因为，不拖到现在、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大顺的金银贵金属，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
    大顺不是日本，没有金山银山。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新井白石改革前后，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
    当然，大顺也不是朝鲜国，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搞以物易物，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贵金属不足，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
    而大顺的金银，又集中在哪？
    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王朝，包括满清，征税打仗，也算是一种“货币转移”。这场货币转移，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江南的白银，通过征税，流入了西北，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为陕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础。
    但，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收的税里，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西域战争彻底结束、运河修缮基本被废，大顺就算征税再花，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布匹产地的松苏、军械产地的渤海。
    也就是说，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因为，贵金属总量不足，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
    而现在，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比之前增加了太多。但是，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甚至更明确点，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
    那么，皇帝的担心，也就并不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