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 第二零四章 凡尔赛和约（十）

    大顺这边对法国的态度，是有些扭曲的。
    虽是盟友，但其实一直防着法国。而防着之余，有时候又确实感叹法国人的小日子可能真的是过的有点好，移民这么多年了，人口始终不足，这对大顺的“北美欧洲化、大国均衡”的战后构想，严重拖了后腿。
    如果，沿着河流而下的入海口，是法国人占领的，那么大顺这边也就不必在意。只要是法国人卡住入海口，就凭这年月的交通状况，大顺一清二楚——阻碍大顺往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移民的最大阻碍，就是松辽分水岭。河流才是这个时代移民、垦殖、圈地、占领和作战的最佳交通方式。
    真要是法国人占的，那就好说了。
    至于说这些大草原上的原住民部落，大顺之前主要接触的，都是落基山以西地区的部族，和这些大草原上的部族并不熟。
    原因也很简单，对于鲸海公司而言，有价值的毛皮还是海龙皮、紫貂皮这些东西。跨越落基山去草原，并无太大意义，因为草原部族狩猎的牛皮鹿皮，利润率并不是太高。
    以北美为例，北美是有皮鞋、皮帽业务的。这些普通的反刍动物的毛皮，鉴于大西洋并不是太宽，是有利可图的。
    而对大顺这边而言，牛皮鹿皮什么的，利润率并不是太高。鹿皮在东亚的主要市场在日本，因为武士需要用鹿皮做类似擦刀布之类的玩意儿，在大顺鹿皮的销量也就一般。
    海獭之类的高档毛皮，当然不可能去大草原上找，因为根本找不到。
    故而这段旅程，还是有些凶险和未知的。
    不过既是这边有人主动请缨，队长也下了决心，那么这种凶险和未知，倒也算不得什么。
    大顺虽然只是抓住了大航海时代的尾巴，但这些年死的人可是不少，多有人怀揣张博望、班定远之志。死的多了，也就习惯了，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若是不死，便可脱颖而出。
    还是那个问题，虽然实学一派，被大顺的主流科举派，视作“边缘人”，他们甚至自己也自嘲说自己不是读书人。
    但实际上，他们自嘲，恰恰因为他们自己认为自己算是读书人。
    而此时这种读书人的心态，是非常有意思的——做人上人。
    “人上人”之一词，其妙无穷，这种“赢了他人”的幸福感，那不是舒适的生活所能比的，也是后世的民社高税平均社会所无法提供的“精神满足”。
    无非就是科举有科举的赛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而实学派有实学派的赛道，也算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头悬梁，锥刺股，读万卷书，是科举赛道的方式。
    换到这边，就是卧冰雪、饮咸水、行万里路，是这边赛道的方式。
    这里面当然有“天下”情怀，也有“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的理想，但当然也不可能缺乏这种想当扬名立万名垂地理书的自我实现。
    并不矛盾。
    大顺这边并不信东正或者天主，所以并无奉献一切困苦一生唯独精神满足的圣愚思潮、或自我牺牲必然和利己主义相对立的那种脱胎于“基督社”或者烧炭党人空想社的扭曲。
    自从秦末之后，这边主流思潮，对那种“以苦为乐”的异端，都是相当排斥的。尊大禹精神的，延续以苦为乐的异端，在秦末之后就基本被融合了。包括后世被评价为“以苦极为乐、近墨而非儒”颜李学派，历史上，也只是溅起个一时显学的小浪花。
    相反因着明末的道德回流，刘玉这一系的实学派，奉行的是【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的态度。
    在此时的这个【一定的条件下】，大顺的对外扩张，实际上就是靠着一群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多数利己主义的人在推动。
    这种【一定的条件】，指的就是大顺进入了一个彷佛盛世的时代，皇权似乎稳固无比，且都知道这将是大顺自开国后最好的一次阶级跨越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所以治军严格、不喝兵血、发展生产、造舰战斗、探索发现这些，都是在这个特定条件下追求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的表现。
    属于是标准的无意识地推动历史进步的样板，因为大顺这边此时绝对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有着明确目的、且目的是进步的高效组织，大部分的进步都是靠这种无意识地历史进步所推动的。
    正如尹里奇的《咋办》，是20世纪先锋者该怎么办；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是19世纪在一片处子地上创造一个资产者的共和国该怎么办；此时大顺这边实学派奉行的，也就是18世纪一个封建专制巅峰的皇权科举制国家的原始积累期和扩张该怎么完成的怎么办。
    这种将“18世纪的皇权国家的原始积累和扩张该怎么办”，这种寓“有意识的原始积累和近世标准正规系统科学殖民学说”于“无意识”的灌输，也催生了大顺实学派内大量的人才。
    不管是军队、航海、测绘，还是探险，都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态势。
    敢赌、敢做事、敢冒险。
    赢了脱颖而出，不说将来兼济天下，最起码能在大顺开国后再度迎来的阶级跨越流动期，为自己博来功名利禄。
    于是，五个大顺的测绘专业年轻人，两个黑脚联盟的向导，便沿着黑脚人提供的路线，在百余里外找到了在草原上蜿蜒的、向东流动的、不知道通向大湖还是大海的河流。
    这条被黑脚人称之为“流的非常快的河”，走起来还是很方便的。
    这种地方骑马是不太可能骑马的，草原可以骑马，但是河流两岸骑马就是做梦了。
    借助简单的船只、独木舟，树皮船，甚至是最最最简单的弄棵大树烧空心的办法，这七个人很快就来到了这条河的下游。
    在靠近下游的时候，河上的独木舟就渐渐多了，很多独木舟上装满了毛皮。
    和这些运输毛皮的原住民交流起来非常容易，因为他们非常喜欢烈酒，几瓶烈酒就可以很好地和他们搞好关系。
    可能是人的祖先原来是吃果子的，对于酒精，实在是难以抵抗。
    但这种基于生物学的道理，对于此时的大顺人而言，并不是一个可以知晓的道理。
    相反，因为一些奇怪的传说、或者奇谈怪论，大顺的一些人相信这些地方的人，其实就是当年迁走的殷商后裔。
    原因就是和“酒”有关。
    要知道，佶屈聱牙的《尚书》，本来就没多少字。
    可这没多少字里，可是有专门一篇《酒诰》的，论述殷商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纣王酗酒，亦算是三千年前的【禁酒令】。
    正所谓，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在今后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衋伤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国灭，无罹。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或许，可能是只要是人，只要粮食生产能够满足，难免就会有个酗酒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形成文化上的禁酒思潮和不酗酒意识。
    显然，这里的原住民此时并未走完这个人类肯定要走的历史进程。
    而大顺这边的人，自是根据《尚书·酒诰》，来穿凿附会，只说这些群多半就是殷商后裔——他妈的，两千八百年过去了，你们怎么还酗酒无度？
    而米尔马克等族群的象形文字，更是让这种穿凿附会增加了几分证据。
    是还是不是，这是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个政治问题。
    如今这年月，历史上俄国人带着刻字的石板在北美海岸到处埋、法国人非说肤色略浅的北美曼丹人和法国有亲戚，大顺这边说这群人是殷商后裔，那也是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情况。
    通过酒后的交流，以及看着这些印第安人手里的火枪，大顺探险队的人终于松了口气。
    看火枪，和大顺的款式差毬不多，基本像是一个妈生出来的，显然是法国人的制式火枪海军短款，那便基本可以确定下游控制在法国人手里。
    新一代的测绘系年轻人，基本不会说法语，因为上一辈还需要法国教官的帮助，到他们这一代已经完全不需要了。
    但是，虽已经不会说法语了，但是通过这些卖毛皮的原住民嘴里，法语那标志性的“笨猪”、“傻驴”，还是听得懂的。
    大顺探险队的成员，松了口气，心道，至少下游是在法国人手里，看来暂时不用担心有人会顺流而上大垦荒了。
    很快，在大河下游湖泊处，他们和来交易的印第安人一起，来到了一处法国人建立的贸易站，其实也可以叫“羁縻地卫所”，和羁縻卫所实在是差毬不多的玩意儿，因为这里的法国人正在那和原住民酋长商量征募士兵的事。
    大顺的探险队成员和这里的法国卫所官打了声招呼，换来的，是法国这边的军官用不怎么流利但肯定听得懂的汉语，回应了问候。
    “我的父亲是做毛皮和人参生意的，你们之前曾派了一些采参人来这边，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们贸易站里有不少中国人。”
    法国军官的汉语说得不错，他的名字叫德·拉·维伦德里。
    虽然在后世游戏《刺客信条·叛徒》里，他作为反派boss、刺客兄弟会的成员。
    但于此时的现实中，他就是个四十岁出头的中年人，汉语说得还行，并且很急躁地询问了大顺探险队一些他很关注的问题。
    或者说，是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之后，法国人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
    mer du t，是真实存在的吗？
    mer du t，夕阳海、日落之湾，亦即北美大陆面向太平洋的海湾和河流入海口。
    这是自从1713年乌得勒支条约后，法国在哈德逊湾被英国人干爆割让了河口毛皮站之后，法国人一直想知道的东西。
    mer du t，和古早之前的印度、金银岛、西北航线、乃至于更古老的西方大秦的陆路通道等等一样，都是探索期特定时代所产生的一个特殊词汇。因为，在北美大陆，夕阳，是在太平洋落下的。
    德·拉·维伦德里，和他的父亲，已经为寻找这个传说中的“日落之湾”、“夕阳海”，断断续续探索了40多年了。
    虽然，伴随着大顺参战，以及英国海军主力被困在了海峡，“日落之湾”对法国人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但德·拉·维伦德里，还是迫切地想知道这个困扰了他们父子两代人四十多年的问题的答桉。
    一个此时对法国来说，已经不具备现实和经济意义的答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