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 - 第一七五章 狡兔三窟

    史世用是皇帝身边的心腹人，是个很传统的“士”。
    尤其是在皇帝身边久了，对于等级制度是很敏感的。
    本来对于皇帝让他去日本一事，多少有些不解。
    可在这边住了几年，竟然越发自以为想清楚了。
    倭人如此自大，有僭越之心，有自居正统之意，若不惩戒，大为不妥。
    这和朝鲜不一样，虽然朝鲜一直尊明，但因为有万历援朝的事，所以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传统道德，大顺也是默许的——只要别在朝贡的时候还尊明为正统，你们暗戳戳地搞，大顺不管不问，存国之恩嘛，可以理解。
    但日本这边就完全不一样，朝鲜再自大，也没有说能想着“我亦正统，可取而代之“。
    史世用的态度，刘钰很是喜欢，这正是刘钰想要的东西。
    他不在意史世用在日本搜集到的军备之类的情报，高级的接触不到、低级的毫无意义。
    他在意的，反而是史世用收集到的这些关于正统和僭越的内容。
    若想攻打日本，固然刘钰的想法是搂钱，但朝廷讲究个名正言顺，他说要搂钱，肯定不行。
    可这件事，再加上让琉球两面朝贡的事，就足以引发一场大动荡了。
    口实已有，就等一个机会引爆。
    “平成兄，是不是心中颇不痛快？只是有些话，还请平成兄万万记住。”
    “请讲。”
    “不可犯险。平成兄是陛下身边的人，有些话，我说，未必有平成兄说有用。再过几年，平成兄可找机会回国，在此之前，一定一定要爱惜己身。”
    史世用点头道：“这你放心，我来做什么，心中有数。轻重缓解，这个还分得清的。如守常兄之前告诫的，我不问只看，默默记在心里。倭人欲学骑射，我便教授，也不藏私。陛下既信任守常兄，我自然是奉命而行，心中也自信骑射已然落伍。不过，在江户数年，倒是听闻八十年前，倭人也学过西洋军阵？”
    “还有一本瑞典人所著的《攻城法·阿兰陀由里安牟相传》，我也叫人帮忙译读了一下，其中手段，便与守常兄在北边用的相差太远了。且不说八十年不曾长进，便说这本兵书上的内容，依我看倭人也难复用。”
    刘钰心道，你说你来做什么心里有数，我看你是一点没数。
    “平成兄，关于倭人军备的事，真的不必在意。倭人军备大致如何，我心里有数。世上岂有百年不战且可用之兵？其军备松弛，不言而喻。平成兄还是多在意一些他们对国朝的态度，此为大略。日后待你归国，由你陈于陛下。”
    既然皇帝说让史世用听刘钰的安排，刘钰又这样嘱咐，他也爽快地答应下来。
    “是，这个我记下了。守常兄此番前来，还是要小心为上。既已出镇一方，想来瞒是瞒不住的。那些海商什么都说，守常兄又抢了他们的贸易信牌，他们岂能不在意？”
    刘钰大笑道：“瞒？我就根本没想着瞒。平成兄也不想想，第一次贸易我就能运来你这等高手武人，以及没有去势的战马，倭人就算再傻，也应知道我的身份没那么简单。”
    …………
    如史世用所猜测。
    德川吉宗对于刘钰的身份很感兴趣，后续长崎送来的唐人风说书中，那些江浙、福建的商人，用多方渠道打听到了刘钰的身份。
    虽不明确，但也知道其似乎是家族显赫。只是商人毕竟身份低微，对于京城的事不可能知道太多。
    作为一个旁支继承了将军之位，见识过底层疾苦，德川吉宗算得上是一个改革者。
    只是所谓改革，也不过是为了稳固幕府的统治。
    文化上推行朱子理学，经济上也进行了许多维持统治的改革，他本人也喜欢学习西洋学问，尤其是数学和天文。
    这些年米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直到前些日子，长崎奉行送来了一本小册子。
    里面大约介绍了一些货币的意义，写的很浅，但在这个时代，已然是足够惊为天人。
    德川吉宗没有怀疑过刘钰是大顺派出的间谍，因为一个间谍不可能真的带来战马、医生、兵书，甚至关于米价改革的小册子。
    唯独怀疑的就是刘钰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
    这本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送来之后，德川吉宗花了五天的时间仔细读完，并和身边的心腹人分享讨论了一番，都觉得颇有道理。
    最关键的，这本小册子为幕府的改革提供了一个“仁义”的根据。
    改铸钱币，而且是减少成色，肯定会被人认为是“铸币得利”、“巧取豪夺”。
    然而这本小册子却给了一个正当的理由：米价之所以如此低贱，是因为货币总量太少，使得人们不愿意把货币买米，而是愿意保留货币等待升值。流通到市场的钱少了，米价就会低；想要提高米价，就要多铸货币。金币银币成色降低，铜币如果不够，可以铸造铁币代替。
    这不是巧取豪夺，而是自有道理在其中。
    几个近臣心腹看后，都觉得颇有道理，也都赞赏此人是有才能的，这等说法不但大有道理，而且叫人茅塞顿开。
    但就其见识，足见这人的身份大不相同。
    商人非是一定没有才能，但受制于眼界，很难有能站在一国的高度就思考问题的……当然不是没有，只是东亚士农工商的特殊情况，他们把这边的特情当成了常态而已。
    单就此事，他们觉得这个刘钰的身份必然高贵，至少是一个自小能接触到国政的。按照日本这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的社会，这么想也确实没错。
    德川吉宗也越发疑惑，纵然知道这个刘钰在中国有很强的背景，却想不通刘钰到底要干什么？
    是中国方面不好意思说重结于好，所以派了一个人以商业为手段进行探路？
    若是这样，也不是不可以进行一番接触。若是能恢复曾经的勘合贸易，亦非不可，但前提是大顺不能以让日本朝贡的名义，得承认日本的大君体制。
    还是说，这个人有其余的目的？
    亦或是，其家族想要积蓄实力，图谋不轨？
    若是这样，也可以多加了解，若是大陆有乱，对日本也是有好处的。
    带着这种好奇，德川吉宗特许召见了刘钰，按照荷兰商馆参觐的规格。
    隔着竹帘，德川吉宗打量着在外面的刘钰，很年轻，年轻的不像话。
    约莫二十出头，穿一件很普通的青衫，脸上一股子年轻人的傲气，监视者回报的三天前对着大象说“卫懿公好鹤”的形象渐渐丰满起来。
    德川吉宗没有让翻译去询问，而是手书了一番话，叫人传给刘钰。
    他会写汉字，也通一些四书五经，但是不会说中国话。
    写着字的纸张到了刘钰手里，字写得还不错，刘钰看了看，发现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有些深度。
    “既为唐臣，则知士农工商贵贱之别。既为士，何以自贱？”
    刘钰提起笔，就在纸上回了一个字。
    “钱”。
    纸被递过去，德川吉宗摇摇头，并不认可这个答案，或者说对这个答案很不满意。
    他知道钱很有用，但是总觉得一个出身高贵的人，如此爱钱，实在是有些说不通。
    大顺的体制，他多少知道，明白不是分封制。
    官员有俸禄，俸禄不是很高，至少从收集到的明朝的典章制度来看，俸禄实在是不行。
    他本是个很节俭的人，一日两餐，只吃米饭和青菜，力求让天下大名都像他一样节俭。
    虽不至于像隔壁朝鲜那样，认为钱是万物之源，以至废钱，可德川吉宗对于钱的态度可着实不怎么好。
    真是为了钱，就敢送武人、卖战马？
    德川吉宗很是怀疑。
    叛徒在哪里都被人瞧不起。
    虽然说幕府很乐于从刘钰这里搞到战马、情报等违禁品，但终究这有些叛徒的意思，用的时候可以用，但在心里……
    尤其是看到刘钰回了一个简单直白的“钱”之后，德川吉宗心中有些鄙夷。
    然而鄙夷之后，心中仔细思索了一番，又觉得不太对劲。
    这个答案太简单了，也太过宽泛。去长崎贸易，肯定是为了钱，但要钱做什么？
    是家族准备谋反？
    还是说为了其余的某种目的？
    钱只是钱，得到钱用来干什么，才是真正的目的。
    这一点德川吉宗认为自己还分得清，可又不好直接问刘钰要钱做什么。
    想了一番，就在纸上又写了一句充满嘲讽和揶揄的话。
    “商人重利而无义，是故士农工商，商人最贱。由汝观之，可知其中之意。汝为唐臣，俸禄不足乎？”
    刘钰也不废话，想了想以前背过的课文，直接默写了一篇古文。
    ……齐王谓孟尝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孟尝君就国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冯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
    冯谖之三窟者，一为薛地市义；二为游说梁魏以期梁魏知其贤而聘之；三为愿请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
    今，天朝不复封建，吾无有薛地市义之举，此窟休矣。
    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游说梁魏而天下知其贤之窟，亦休矣。
    今，天子李氏，吾为刘氏，先王之祭本无资格，此窟亦休矣。
    伴君，若如伴虎，故而先思退路。
    钱，可用于天朝，可用于日本，亦可用于荷兰等欧罗巴国，此为真窟也。吾不需三窟，仅此一窟，足以。
    急流勇退谓之知机，烈火烹油，鲜花似锦，转眼大厦倾。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纸被传过去，德川吉宗看完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狡兔三窟的故事，他当然听得懂，荻生总七郎都能编纂《七经孟子》这样的书，这样的故事当然讲过。
    后面这番陋室空堂的机锋，倒也有趣，小小年纪，竟有这等避世之意，当真有些意思。
    再看前面的内容，似乎也大有道理。
    现在天朝不是封建了，自己也没有薛地这样的封地，所以市恩买义这样的事，不存在。
    而齐国不留爷，爷去投魏国这一窟，也没了。最后那一窟，自己又不是宗室的人，更是天然没有。
    但是，钱是好东西啊。有钱，在天朝是大爷，在日本也是大爷，跑到欧罗巴还是大爷。
    只要有钱，什么狡兔三窟，根本没必要，只要有一个窟就够了。
    这个道理，倒是说得清晰脱俗，简直是叛国言论的一股清流。
    德川吉宗考虑了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若说才能，眼前这个人无疑是有才能的，单单是那个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正是幕府这时候急需的人才。
    身边主持改革的亲信们，对于货币政策这样的东西，略有所知，但却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此人的小册子，已经是“道”的范畴，而非“术”的范畴，德川吉宗还是明白其中区别的。
    而且之前的唐风说书里，长崎奉行询问了那些水手，也说此人没有走正常的航线，而是靠导航技术直接航行到日本的，证明此人的实学水平也是足够的。
    这样想着，德川吉宗提起笔，就想回一句。
    他想说，大顺不是封建制，但是日本是，你可以尝试在这里留一窟。
    二来，大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天下却不包括日本，你去朝鲜、越南或许不行，但有朝一日跑来日本是无问题的。
    然而，笔刚提起，又想到刘钰说的“钱”字，终于还是放下了笔。
    这是个人才，但却没有忠义之心。
    才能重要，还是忠义重要？
    这不言而喻，自然是忠义重要。况且，大顺天子给的已经够多了，这人依旧觉得“伴君如虎”，自己又凭什么让这个人效忠呢？
    犹豫了一瞬，提笔在纸上写道：闻汝往长崎，运粮米数船，岂非恻隐之心乎？
    刘钰毫不做作，直接回道：非是恻隐之心，不过想着日本大饥，搏雪中送炭之情，多求几张贸易信牌而已。几船粮米，不能解困，吾有一物，可解民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