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鹿鼎记 - 【0965 杨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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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岁魏公公收矿税是无稽之谈。
    开矿这个话题在天启朝几乎是一个禁题,谁提开矿,明熹宗必然严加训斥。
    天启元年十月九日府军右卫后所百户陈有继奏请开矿,命付诏狱治之。有继论斩,并谪同谋御马监内璫梁运南京军。
    这位后辈想学前辈怂恿万历开矿一般去怂恿明熹宗也开矿,他估计不知道明神宗在临死之前遗诏罢除矿税,熹宗他爹在继位之前以太子令旨明确罢除,熹宗继位以后也再三明令矿税业已罢除,结果撞在枪口上,被朱由校论斩。
    魏公公时期,天启五年九月十四日御史杨新期疏请开才用,得旨: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
    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
    这位名列东林点将录的杨新期请求开矿以济国用,竟然被明熹宗以不谙事体责备。
    明熹宗才是真正的身在阉党,心在东林。
    天启七年三月初六丰城侯李承祚疏陈三议:一、江西南赣吉三府仍食淮盐;一、开采珠池、一开铜矿以资鼓铸。
    得旨:珠池、铜矿封禁已久,如何辄议开采,以惊扰地方。江西南安等三府食盐应否全归淮额,该部议妥具奏。后部覆请以吉安一府食淮盐,从之。
    谁敢提开采,明熹宗就训斥谁。
    天启七年五月十七日掌内官监太监李永贞题:银矿洞口封完,乞勑严禁,以保久远。
    得旨:据奏,近畿矿洞俱已封固,又将山场草木烧燬,盗贼敛迹,具见恪守厂臣法令,勤劳敬事,即著行霸易二道永久扃闭,并涿州参将以及各该州县正官分防协禁,严加巡警,如有疏虞,将地方官参来重处。所以魏公公也就顺着主子,干脆把近畿的矿洞都给封了。
    所以,天启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搞钱的法门实在是不多的。
    魏忠贤搞钱也不是为了大明朝廷搞,主要为了个人,都靠贪污。
    所以,魏忠贤对于韦宝搞钱给皇帝,是持肯定态度的。
    魏忠贤自己弄到手里的银子,自然舍不得拿出来给皇帝,拿出来给大明朝廷。
    但魏忠贤作为掌权者,很清楚皇帝和朝廷比他更加需要钱。
    韦宝在这一年当中,已经陆陆续续向皇帝提供了超过三百万两的巨额银两,这也是为什么朱由校看见韦宝像是亲人一般的原因。
    韦宝和几位阁臣,一起恭恭敬敬的向陛下行礼。
    “行了,都平身吧。韦爱卿,朕听闻你昨日来京的,一路路途劳顿吧?”朱由校向韦宝招手示意道:“你站前面来。”
    虽然韦宝的官阶仍然只是正三品,在这里根本排不上号。
    但韦宝现在是侯爵的身份。
    别说是侯爵,就是最低等的伯爵。
    有爵位就是不一样的,可以说,韦宝是在场的人当中品级最高的,甚至比顾秉谦都高,都说的过去。
    所以韦宝向几位内阁大臣拱手示意之后,也没有谦虚,便按照皇帝的意思,站在了离朱由校最近的地方,“谢过陛下关心了,昨儿个傍晚到的。”
    “嗯,朕今日听闻你与几位阁老一起入宫见朕,朕很欣慰!韦爱卿啊,你不但能文能武,为大明朝廷增加了许多银子进项,还为朕和朝廷挡住了不可一世的建奴,丰功伟业,堪比太祖爷与成祖爷一代的从龙功臣。”朱由校笑道。
    “陛下言重了,微臣惶恐。”韦宝赶忙谦逊道。
    在宫外,韦宝无论怎么趾高气昂,不低调都没事,在皇宫,在皇帝面前,韦宝还是懂的低调的。
    因为皇帝能随时要自己的命,皇宫也没有警卫力量保护自己,这一点,韦宝很清楚。
    不光韦宝很清楚这一点,每一回韦宝入宫,韦宝的手下人都会很焦虑。
    像是林文彪,恨不得能随着韦宝一同入宫,但那不可能。
    “大家都坐下谈吧,今日不是上朝,不必拘束。”天启皇帝朱由校对几名阁臣道。
    几名阁臣也不谦让,道谢之后,便在太监们搬来的位置上分别坐下了。
    只有一个臣子,仍然站着,就是刚才引起韦宝好奇的那个五品官。
    在地方上,五品官不算小了,但是在京城,真的只是小吏而已,在皇帝面前,更是小吏中的小吏。
    “他叫杨嗣昌,是户部的主事。”朱由校道:“杨嗣昌,你对大家说说今年的财政缺口有多大。”
    “是,陛下。”杨嗣昌答应一声。
    韦宝心中微微一凸,才知道这就是杨嗣昌。
    杨嗣昌的大名,韦宝在重生之前,在现代的时候就比较熟悉。
    这位老兄在天启朝不算什么,但是后面在崇祯朝,可是了不得的人物,简直可以说是主角级别的人物,戏份甚至比崇祯还多。
    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年二月二十七日,杨嗣昌出生于明朝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他是三代单传之独子,父亲是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
    武陵杨氏原籍安徽郎溪,在洪武年间因诖误而发配武陵充军,后代逐渐崇尚文学,追逐功名。
    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埋头科举,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及第,开启了从政生涯。
    韦宝十五岁金榜题名,但韦宝的功名都是搞鬼得来的,并不是真本事。
    人家杨嗣昌就不同了,十七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金榜题名了!
    这是货真价实的大儒了。
    在封建科考时代,做官晚和做官早,天壤之别,但凡能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几乎清一色都是年少就金榜题名的人。
    张居正是如此,杨嗣昌也是如此。
    因为只有年少提名,才有足够的时间熬资历,才能在年轻的时候在朝政中发挥作用。
    人一旦老了,就会缺乏斗志,很多事情就没有了锐气。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等官职。
    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擢户部郎中,同年十二月至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迁南京户部新饷司郎中。
    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刚上任就替登莱巡抚袁可立向皇帝请饷,“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到天启五年,1625年,,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渐有擅权之势,与朝中东林党人矛盾日益尖锐,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挂冠,隐居家乡。
    其父杨鹤亦被魏忠贤罢官,返乡与杨嗣昌一起隐居,过着优游林下的生活。
    当时,后金侵犯明朝,辽东告急,军需吃紧,杨嗣昌留心边事,将他在户部参与财政管理的经历编为《地官集》二十卷。
    现在韦宝与杨嗣昌见面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杨嗣昌父子快要暂时离开大明朝廷的节点。
    天启七年,1627年九月,信王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
    不久后,魏忠贤被扳倒,杨鹤、杨嗣昌父子亦先后被起用。
    崇祯帝还未登基时,就看过杨嗣昌的《地官集》等书,赞叹杨嗣昌的才能。
    崇祯元年,1628年,杨嗣昌分巡河南汝州道,加右参政,不久后移霸州道。
    崇祯四年,1631年九月迁整饬山海关内监军兵备道。
    此时,他的父亲杨鹤因为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任上招抚流寇神一魁失败,被下狱论死,杨嗣昌闻讯后三次上疏请求辞职,以代父罪。
    结果崇祯帝免了杨鹤的死罪,而改戍江西袁州,然而却没有让杨嗣昌辞职,还多次温言抚慰,激励他尽职任事。
    翌年五月,杨嗣昌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永平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他在任内整饬防务,修筑山海关两翼城。
    崇祯七年,1634年九月,他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宣大山西三镇总督,赴任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并主张开矿招工以瓦解乱党,多所规划,给皇帝的印象是异才可用。
    不久后,杨鹤去世于袁州,杨嗣昌回家丁忧,一年后又遭继母丁氏之丧。
    这时,关外满清入塞大掠,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帝决定起复杨嗣昌,遂于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下旨夺情,命杨嗣昌接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三疏请辞,崇祯帝不许,他便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中心。
    此时是1625年年底,杨嗣昌只有三十六七岁年纪,离四十岁尚且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再过十二年不到,杨嗣昌便将居于高位,影响整个大明的朝政和军事。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明王朝已陷入内忧外患的泥潭中,清军多次入塞,威胁明朝京师安全。
    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几十万起义军在中原流动作战,更是明朝腹心之患。
    杨嗣昌莅任前的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陕西巡抚孙传庭在黑水峪大破起义军,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转。
    杨嗣昌在守制时关心时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书后就已对明朝的未来有了详细的规划,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于笔札,富有辩才,每次皇帝召见时,都能思如泉涌,侃侃而谈。
    与前任兵部尚书的呆滞木讷之状迥然不同,因此崇祯帝每次召见他的时间都远远超过规定时间,对他几乎言听计从,甚至惊叹:“用卿恨晚!”
    杨嗣昌对明朝未来的规划可归纳为三点:一、攘外必先安内;二,足食然后足兵;三、保民方能荡寇。
    其对策主要集中于前两点。
    对于第一点,他认为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蓟诸镇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图缓,内忧更不能忽视,因为它流毒于腹心,如果听任“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张先与清朝和谈,稳住京师附近的局势,专心致志、一鼓作气的剿灭农民军。对于第二点,他建议增兵12万,其中步兵74000人,马兵36000人,并增加饷银280万两,采取均输、溢地、寄监学生事例、驿递四个途径。于是崇祯帝在他的建议下先后向民众加派剿饷和练饷。
    杨嗣昌所提的三点纲领,都是为了实现他“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来服务的。
    这一计划的执行依靠的是五省总督洪承畴和五省总理王家桢的配合,洪承畴已在围剿农民军的过程中颇建功勋,但王家桢被杨嗣昌认为是个庸才,不堪此任,于是杨嗣昌经密友礼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绍,向崇祯帝推荐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接替五省总理。
    各省督抚在杨嗣昌的指挥下,围剿农民军有了很大进展,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广农民起义军领袖刘国能、张献忠先后受熊文灿招抚,杨嗣昌鉴于其父招抚失败的教训,提出反对意见,并主张刘、张等杀贼自效才可信任,崇祯帝和熊文灿急于招安,杨嗣昌只好顺从皇帝意见,相信了农民军的投降。
    结果刘国能确实效忠明朝,但张献忠却是假招安,最终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时的闯将李自成正在洪承畴、孙传庭等的穷追不舍下势力锐减,到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逃亡商洛山中。
    杨嗣昌所说的“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走到尽头。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杨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
    同年五月三日,崇祯帝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
    其实他是借此影射他对清议和的主张,正如谈迁所说:“星历之学非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专为建虏而发,力主封赏。”
    尽管多数朝臣反对此议,但崇祯帝却非常赏识,加上杨嗣昌无偏无党、勇于任事,崇祯帝对他更加信任。
    于是,崇祯皇帝朱由检于当年六月提拔杨嗣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故人称“杨阁部”。
    其实,杨嗣昌已经在秘密启动议和行动。
    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辽东巡抚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沈阳,试探口风,皇太极对其相当礼遇,并表示:“如有确议,则撤兵东归”。
    杨嗣昌接到方一藻的报告后,立刻建议崇祯帝允许方一藻及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得到崇祯帝默许。
    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高起潜的书信,信中称:“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
    杨嗣昌极力劝说崇祯帝把握时机与清和谈,但崇祯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潜“细酌”。
    杨嗣昌不依不挠,继续上疏批评言官不顾兵部处境,只会空言误国,请求“圣鉴允行”,即明确批准方一藻与高起潜议和。
    此时杨嗣昌主导议和已经公开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他们表面上反对杨嗣昌“夺情入阁”,实际上反对他主导的对清和议。
    崇祯帝于当年七月五日召集群臣于平台,让杨嗣昌与黄道周在御前辩论,最后崇祯帝袒护杨嗣昌,贬斥黄道周等弹劾杨嗣昌的官员。
    尽管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不敢接受杨嗣昌的建议,对和谈明确支持,方一藻、高起潜与满清的和议遂不了了之。
    同时,新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卢象昇亦坚决反对与清议和,与杨嗣昌形成尖锐对立。
    皇太极见此情形,乃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派兵大举入塞,对明朝展开惩罚性打击。
    由于明廷内部政见分歧,总督天下援兵的卢象昇未能与杨嗣昌、高起潜良好配合,导致卢象昇战死于巨鹿贾庄,七十余城先后失守,四十六万人被俘,包括德王朱由枢。
    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清军方才扬长而去。
    事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被弹劾,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崇祯十一、十二年之交的清兵入塞,使局势急转直下。
    不但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疏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
    没过一个月就传来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被捕,他显然难脱干系。
    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
    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崇祯帝顺水推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经过一番准备后,杨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辞,当日平台饯行时崇祯帝赠诗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听罢,边哭边拜,随后离开京师,踏上不归之路。
    杨嗣昌抵达湖广襄阳行营以后,便积极展开部署,以围剿张献忠。
    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杨嗣昌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在川东夔州府太平县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杨嗣昌报捷战果“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岩谷死者无算。”
    张献忠的妻妾高氏等和军师潘独鳌都被俘虏,押往襄阳。
    崇祯帝闻讯大喜,不仅加封左良玉为太子少保,还亲笔慰谕杨嗣昌。
    但是,由于杨嗣昌没能处理好诸将关系,导致左良玉和贺人龙两员骁将都不肯听命,陕西总督郑崇俭也对他阳奉阴违。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八月,官军在夔州府大昌县土地岭吃了败仗,局面再度恶化。
    因为四川巡抚邵捷春无能,杨嗣昌亲自来到重庆主持围剿。
    张献忠流窜四川,杨嗣昌尾随追击,疲于奔命,张献忠曾作顺口溜挖苦道:“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当时杨嗣昌曾贴出告示说: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不久后他的行营衙门惊现张献忠的传单,上面写道:“有斩阁部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瞠目结舌,对周围疑神疑鬼,身心更加痛苦。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张献忠又在开县黄陵城大破猛如虎所部,出川直趋襄阳。
    与此同时,一直被围困在奉节鱼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左良玉与杨嗣昌的矛盾,突围转进河南,并攻陷了洛阳,处死皇叔福王朱常洵。
    二月五日,杨嗣昌一直认为安全的行营襄阳为张献忠所奇袭,襄王朱翊铭被杀。
    张献忠在处死朱翊铭时还说:“吾欲断杨嗣昌头,嗣昌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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